協調發展的倫理價值：從理念變革到中國式現代化印證現代性
作者: 小趙 2025-06-23 16: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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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協調發展的倫理價值：從理念變革到中國式現代化印證發展是人類社會恒常不變的主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歷程中，發展倫理經歷了從優先發展到協調發展這一意義重大的轉型。協調發展這一重要理念，不僅重新設定了發展的倫理坐標，更蘊含著公平正義、和諧共生、可持續性等核心價值，從價值論的高度確立了人類發展的全新范式。以協調發展倫理為顯著特性的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展現出破解現代性困境的實踐效力，為全球現代化發展貢獻了富有倫理智慧的中國方案。從優先發展到協調發展的倫理轉型發展的主要標準并非生產或物質福利的簡單增加，而是人們生活質量的充實與提升。發展倫理學的重要使命在于確保發展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然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始階段，諸多國家和地區往往將優先發展作為主要策略。這種發展模式通常高度聚焦于經濟領域，將經濟增長奉為首要目標，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地區，期望借助經濟的迅猛發展帶動社會全方位的進步。從人類生存的視角審視，優先發展經濟在特定時期內確實促使社會財富總量增加，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在局部地區也獲得了一定的提升。這無疑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同時也為社會的道德進步以及倫理秩序的構建奠定了物質基礎。在啟蒙現代性的宏大敘事體系中，發展常常被簡化為以GDP為核心的經濟指標的持續攀升，其背后的倫理基底無疑是笛卡爾式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以及培根式征服自然的理論信條。這種發展觀的長期延續，致使通過資源的非均衡配置來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做法盛行，最終催生了“中心—邊緣”的發展格局。這種發展模式所面臨的倫理困境，本質上是“目的—手段”的嚴重倒置。當資本增殖被異化為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時，人的全面發展便淪為經濟增長的附庸。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對這種發展觀予以尖銳批判，他認為發展的真正主旨應當是切實擴大人們對真實自由的充分享受，發展的全過程必須具備友善性。優先發展經濟遵循的是功利主義的倫理邏輯，但由于其忽視了分配正義、環境正義、代際正義等現代倫理的關鍵原則，最終陷入發展的困境。隨著優先發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協調發展理念應運而生。協調發展著重強調發展的全面性、整體性以及均衡性，致力于追求人的全面發展與經濟、社會、環境等各個方面的協同共進。它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以及社會各方面發展之間的內在關聯與協同配合。這一嶄新發展理念的出現，標志著發展倫理實現了重大超越與重塑。其一，協調發展超越了傳統發展觀所秉持的工具理性，轉而回歸價值理性的本源。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揭示的異化勞動理論，從批判性視角為協調發展提供了堅實依據，即唯有消除資本邏輯對人的統治，真正化解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實現為了一切人的發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能回歸發展的本真狀態。其二，協調發展摒棄了傳統發展觀的零和博弈競爭思維，轉向倡導差異共生的倫理思維。它堅決擯棄叢林法則，大力強調和諧共生與互利共贏。其中既蘊含著對交往理性的遵循，即通過主體之間的充分協商與深度合作來實現利益的有效整合；也體現了對差異原則的倚重，將“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大化”設定為制度設計的倫理底線。其三，協調發展超越了傳統發展觀基于橫向比較的空間倫理局限，轉向“長期主義”的時間倫理。它著眼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計，強調以代際正義和代際責任為核心。發展倫理的這種轉型，絕非發展策略的簡單調整，而是對發展何以可能這一根本性問題的本體論重構。也就是說，發展不再僅僅局限于單一的物質擴張和經濟增長，而是涵蓋經濟、社會、生態與人的本質力量的協同演進過程。協調發展倫理的三重價值統一協調發展既不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全盤否定，也并非烏托邦式的倫理空想，而是在充分承認發展多樣性的基礎上，致力于構建一種多元而又統一的全新發展形態，其中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倫理價值，主要體現為對公平正義、和諧共生、可持續性的不懈追求，并且從制度倫理、空間倫理、時間倫理三個視角統一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公平正義，是協調發展最為重要的奠基性倫理原則。在協調發展的理念框架內，公平涵蓋了機會公平、過程公平以及結果公平等多個維度。機會公平意味著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參與社會發展的權利和機會，不受出身、性別、地域等先天因素的限制。無論是接受教育、獲取就業機會，還是參與各類社會事務，都應當站在平等的起點上，堅決避免因先天條件的差異而導致發展機會的不平等。過程公平著重強調在發展進程中，各項政策、制度以及規則都必須對所有參與者一視同仁，切實保障每個人在發展過程中都能得到公正無偏的對待，杜絕任何形式的歧視和不合理限制。結果公平則重點關注發展成果的合理分配問題，要求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調節，確保發展成果能夠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有效縮小貧富差距，防止社會階層的固化。正義體現在對社會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合理界定以及對困難群體的特殊保護上。協調發展致力于構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全力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能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實保障。對于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群體，如貧困人群、殘障人士等，社會應當給予特別的關懷與扶持，通過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福利政策等，助力他們改善生活狀況，提升自主發展能力，從而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公平正義的實現，不僅是協調發展的重要標志，更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堅實基礎。和諧共生，是協調發展所追求的整體性倫理目標。協調發展主要重構了三種基本關系。其一，在人與人的共在關系上，它超越了原子式的個體主義，成功確立了“共生主體”的倫理新范式。這一范式融合了儒家“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深邃智慧以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自然—社會新陳代謝”理論。這意味著發展的倫理價值并非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在“社會關系總和”意義上利益格局的最優化，由此充分彰顯了“共同體倫理”的現代轉型。其二，在人與社會的互構關系上，協調發展突破了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各自的局限，著重強調社會結構的有機性倫理。它倡導不同個人、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能夠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共同為社會發展貢獻力量，共同分享社會發展的豐碩成果，實現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有機融合與高度統一。其三，在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上，協調發展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僵局，邁向了關系性依存的生態倫理新境界。海德格爾所倡導的“詩意的棲居”與深層生態學的“自我實現”理論共同指向一個深刻道理，即自然不僅是人類的資源寶庫，更是人類存在的“意義場域”。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高度注重資源的節約和循環利用，大力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和浪費，降低污染物排放，切實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工作，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實現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協調發展倫理將自然的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有機統一于發展實踐之中，完成了從征服自然到守護自然的偉大倫理革命。可持續性，是協調發展著眼于未來的前瞻性倫理保障。可持續性本質上屬于發展的時間倫理范疇，它要求在“當下”與“未來”之間構建起有效的承繼關系，重點關注人類社會的長遠利益和未來發展前景。一方面，協調發展高度注重代際均衡的節律性，即發展具有明確的時間性代際限制，必須遵循時間節律穩步前行。發展不應是毫無節制的線性加速狂奔，而應當遵循生態規律的自然節奏。中國式現代化充分體現了“致中和”的傳統倫理智慧與現代倫理要求的有機結合。另一方面，協調發展注重系統演進的開放性，即協調發展的可持續性并非靜態的平衡，不是封閉保守、因循守舊，也不是消極地順其自然，而是要通過持續不斷的要素交換和結構優化，來維持系統的動態穩定以及持續發展與更新。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通過施行科學合理的制度避免路徑依賴，為未來發展預留出充足的倫理彈性空間，生動詮釋了發展“作為過程”的深刻哲學智慧。協調發展倫理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印證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在空間與時間維度上的總體協調性。換言之，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是協調發展的現代化，有力地印證了協調發展倫理的獨特意義與實踐效力，具體體現在經濟發展、區域發展、城鄉發展、文明發展、人的發展等諸多方面的全面協調。在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經濟的協調發展旨在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達成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同共進。倘若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出現失衡，必將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諸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環境污染日益加劇等，而這些問題反過來又會制約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要求在大力推進經濟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社會建設。一方面，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持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讓全體人民在面臨生、老、病、死、傷、殘等各類風險時，都能夠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大對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切實提高教育質量，改善醫療條件，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在區域的協調發展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從中心輻射轉變為網絡共生。傳統區域發展理論往往默認“極化效應”的必然性，而中國式現代化則通過協調理念對區域倫理進行了重新構建。例如，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成功打破了“虹吸效應”的束縛，通過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構建起反磁力吸引體系，使得發展動力從以往的單極集聚轉變為多極聯動，實現了區域發展不再以犧牲邊緣地區為代價，轉而追求對稱與互惠的倫理目標。又如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所秉持的“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理念，堅決摒棄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陳舊發展老路，將生態倫理理念深度融入區域規劃，通過建立生態補償、橫向轉移支付等有效機制，實現了發展權與環境權的有機統一。此外，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等，均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在城鄉的協調發展方面，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實現城鄉之間的倫理融合。城鄉二元結構是現代化進程中普遍面臨的倫理困境，而中國式現代化通過三個層面的實踐探索，對這一困境進行了初步破解。其一，在制度層面，積極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打破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使農民從過去發展的旁觀者轉變為權利的主體。其二，在文化層面，大力開展傳統村落保護工作，悉心守護鄉村的文化基因，實現現代與傳統的倫理和解。其三，在實踐層面，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充分證明了城鄉融合并非城市對鄉村的吞噬，而是實現城鄉發展的互補共贏，為破解城鄉對立這一現代性難題貢獻了寶貴的中國智慧。在文明的協調發展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高度統一的協調倫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物質文明是人類改造自然所取得的物質成果總和，具體表現為物質生產的不斷進步和物質生活的持續改善；精神文明則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過程中所積累的精神成果總和，涵蓋思想道德、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諸多方面的發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為精神文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而精神文明的發展則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在人的協調發展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高質量發展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既是協調發展倫理的最終歸宿，也是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中國式現代化將人的現代化視為根本要求，這標志著發展倫理從以往的“物的增殖”向“人的發展”轉變的本體回歸。中國式現代化努力使廣大人民獲得充分的勞動權利，積極應對數字鴻溝問題，開展適老化改造工作，加強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充分體現了科技倫理的人文轉向。總而言之，協調發展作為實踐理性的具體展開方式，不僅成就了一種全新的發展哲學，同時也孕育出一種嶄新的發展倫理。這樣一種協調發展倫理，不僅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印證，而且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富有普遍價值的經驗啟示。（作者：李建華，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