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文匯講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與互鑒”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辦。該校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主講,并在圓桌環節與上海市區域國別學會會長姜鋒、該??缥幕芯恐行闹魅晤櫫π校⊿teveJ.Kulich)和巴基斯坦國際文化遺產管理委員會成員納西姆·汗(NasimKhan)展開圓桌互動。近180位聽眾現場參與,上觀APP等五個平臺直播,1.5萬人次觀看。
現將內容整理為主講上下、圓桌上下、提問、快評等,此為圓桌上篇。文化自覺與文明互鑒的張力姜鋒楊成:在變亂交織的全球轉型大背景下,各國的文化自覺意識明顯加強并提出各種“偉大復興”敘事,這可視為是它們面對國際失序作出的一種主動調適行為。問題是,當文化自覺逐漸成為普遍共性時,如何避免過于凸顯自家文明而看低其他文明,從而回到傳統的單向等級制之路?*讓cooperation來替代confrontation姜鋒:確實,現在文化自覺非常突出,它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只有文化自覺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了解世界,知曉了自己所處方位、明確前行目的地后,才能更好地看清其他方向。另一方面,世界各國文明現在越來越處于文化自覺之中,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也在此過程中,認識世界就成為我們所有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不僅是認識上海,還要認識中國、亞洲、全球。17世紀歐洲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提出性惡論預設、利維坦君主專政國家政體我研究歐洲,關于人性,他們相信“人和人是狼”的理論,下一句是“人與人比狼還貪婪”,因為狼只管今天吃飽就行了,而人還會謀劃明天和后天。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理論就會催生出“以我為中心”“絕對安全”邏輯,是零和博弈。但這套幾百年前的西方理論主導的國際關系,并沒有給世界帶來持續和平與繁榮。
歐洲在冷戰之后也曾希望超越對抗性思維,特別是德法兩個百年宿敵以融合性的思維超越了歷史恩怨,給歐洲帶來戰后幾十年的和平與發展。但現在歐盟提出“重新武裝歐洲”,沖突和戰爭又回到歐洲。用一個詞形容,即又回歸了對抗,confrontation。中華民族提倡融合或包容的思維,也有一詞,即合作,cooperation,因為看到前一個C的失敗而遵從了后一個C。
如果能真正汲取歷史教訓,就能在包容性、合作性文化自覺下預防從后一個C滑向前一個C。歐盟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與中國的文明包容性*如何找到中間地帶?需要跨文化的交際SteveJ.Kulich:有幾點非常關鍵,要理解自覺,首先要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很關鍵的一點是要超越單一的自覺,邁向多元的自覺。我們經常說一個詞,即文化身份,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從這個身份到各種身份,從我到我們到咱們,我通過什么方式與你的身份連接?因此多元復合的身份非常重要。
西方的思維方式的確非常二元化,中國陰陽、太極圖是一體化,但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有一個中間層。反觀現在的美國,分裂為民主黨的美國和共和黨的美國,非黑即白,非左即右,沒有中間層或中間派,形成兩個沖突的文化。德國現在有三種文化相互掣肘,中間派、非常艱難的民主黨、極為激進的右派。如何找到重疊空間?這就需要跨文化的交際。每個人有不同的身份,我們必須通過不同身份理解不同的人,這來自自內而外的思維,所以,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我非常喜歡“一分為三”的方式,從左從右之外還有中間層。因為這不像人類歷史學家霍夫斯泰德所劃分的那樣,集體主義或者個人主義所有事物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而更近似克魯康-斯特洛德貝克(Kluckhohn&Strodtbeck)框架所說有一個政治傾向值域,有極左有極右,但還有越來越壯大的中間派,大家應該更努力地向中間走。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模型的二元對立性與克魯康-斯特洛德貝克(K-S)框架的一分為三來自網絡*破除信息繭房,就是要擁有第二、第三方觀點楊成:人存在多重身份,國家從不同的尺度看也有不同身份,其中文明維度的國家身份日益獲得更重要的關注。多重身份是實然,文明互鑒是應然。那么,一個國家的多重身份與另一個國家多重身份可以相互對話嗎?尤其是在數字化時代,信息繭房正在推動二元對立甚至政治極化,這一現實態勢和歷史趨勢似乎日益固化。在此情況下,跨文化的交際能否破解?SteveJ.Kulich:你說的現象我感同身受。我剛去德國和美國各兩周,在美國,朋友會問你看??怂剐侣勥€是CNN(美國有線新聞),因為不同的平臺代表著不同的立場。如果只看福克斯新聞,這樣的人通常會被視為不愿意進行交流互動的同義詞,因為這類觀眾堅持認為自己看到的新聞就是真相。在數智時代,大部分人從自己想要的頻道上看新聞,而AI幫助他們鞏固了觀點、加劇了極化的現象。其實,我們更應該有一個第二或者第三方的觀點。以使用ChatGPT或DeepSeek為例,我通常會問三四個問題,其中必須有一個相反的問題讓它回到平衡,不然它有內嵌語言偏見,就形成信息繭房。在德國,我和家人每晚都要看兩個不同的新聞頻道,以了解不同的觀點。國家可以人格化,從我的體驗看,尊重多樣性,信息多元化,是不同國家間打破信息繭房,獲得客觀理解的必由之路。*一種身份認同就是尊重一種文化價值納西姆·汗Nasim·Khan:此刻我看到面前的觀眾就仿佛看到一個花園,里面有美麗的臉龐,但都各不相同,顯然來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這正是人生之美。文化身份認同是必要的,但不應互相沖突,也不應有高下之分——你們的身份認同就是你們各自的文化,這是非常寶貴的。以我為例,我來自巴基斯坦古犍陀羅地區,遠古歷史時期它就開始進入動蕩,持續了幾個世紀。我們喪失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而被許多不同的文化價值所主導,在尊重其他文化價值的同時,我們也在失去自己的價值。比如,我們都已經忘掉父母是如何做飯、如何吃飯,甚至連說話的方式都借鑒了外部模式。我兒子喜歡用筷子吃飯,我用刀叉,而不是像先祖用手指直接抓取食物。用刀、用筷各有優勢,但不要忘記我們的文化曾經是直接與食物接觸的。我們在學習他人文化時,要有對自己文化的尊重意識,這樣,我們才能受到文化的滋養。我們不應該說某人是否文明(civilized),而應該說他是否有文化內核(cultured)。歷史上,很多文明因為丟失了文化認同而消亡。
當下社交媒體上多為負面信息,大部分是源于今天的國際社會缺乏對其他文化的尊重,導致沖突不斷。所以,我們要多去讀讀歷史,它在一定程度上可幫助我們理解今天這些問題——歧視、貧窮、沖突等。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分清對錯?,F場180位聽眾來自不同領域*多會說一種語言,就多體會一個世界楊成:剛才討論到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與文化自覺緊密關聯,各位反復強調我們要尊重其他的身份,使得多個身份相互并存,并且相互促進,這似乎是一個知易行難的洞察,具體怎樣才能做到呢?姜鋒:世界很復雜,也豐富多元,我們應該要保持第二、第三個視角,如何做?多一門外語,就多一個視角,兩位外籍教授在家和孩子都是多語言交流,我本人也是。
學外語能讓你有更多機會認識更多的世界,或者認識世界的更多方面。說得絕對一點,你說的語言越多,你體會的世界越多,你獲得的知識享受也越多。AI不能完全代替外語,AI永遠也代替不了你生活的快樂和你的觀點。*淡水魚能存活于海水嗎?人有文化適應性楊成:《紅樓夢》里有妙玉和寶玉書信往來的精彩片段,一個署名檻內人,一個署名檻外人。我們在剛剛的討論中也反復觸及多元視角的問題,這同寶玉與妙玉的故事頗為類似。而變換視角最關鍵的是如何處理主位視角和客位視角的關系。請問顧教授,在具體的文明互鑒過程中,主位客位的互換能帶來哪些好處?SteveJ.Kulich:視角互換難度很大。我不想講抽象的大道理,請允許從我女兒的故事講起吧。顧力行她做跨文化學習,想要畫出家里的跨文化圖像。她畫了爸爸,美國人、教師;畫了媽媽,德國人、醫生;畫了外婆,中國人;又畫了自己和妹妹。她最后給這幅畫賦予了“美德中”的標簽。所以,我同意姜會長對AI時代人們更需要學習外語,更需要培養多語能力的精彩論斷。你會說三種語言,就必然會影響到身份認同,我女兒認為她不是單純的德國人、美國人、中國人,而是三者的結合。上大學時,她決定去荷蘭,因為在那里她是外國人,她想學習如何做外國人,后來她又去德國,在那里教英語和數學。我女兒的故事的關鍵點在于,身份認同的不斷發展和語言學習相關。我是小男孩時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后來我開始全球旅行,體驗從臺灣到新加坡的日常生活,在廈門大學讀博,再到上海工作。每到新的地方就學習新的語言,我開始真的理解我的美國身份到底意味著什么。在跨文化學習中,人像水中魚,把你從水里撈出來才會意識到你需要那個身份,就像把淡水魚放到海水里會出現問題,但可以逐漸減少水中鹽分讓它適應。我們都有文化適應的能力。但由于每個人都有固有的文化背景,確實會面臨很大挑戰。對于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多數人持保留態度。作為跨文化交際研究者,我們認為通過交流互動,通過到新的地方體驗他人的文化,是可以學習新事物、接納新文化,并克服文化偏見,實現持續的適應力的。所以跨文化交際可幫助我知道你、理解你、欣賞你,且共創新事物,這種共創的文化才是文明互鑒。美國學者亨廷頓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文明沖突論”全球南方形成共同的身份楊成:“全球南方”國家政體類型不同,發達程度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經濟體量不同,社會文化結構不同,具有豐富的復雜性。未來有無可能通過文明互鑒的方式形成真正的共同身份,不僅僅在反霸權、反西方中心主義上有共同立場,而是在更多的問題上形成更多的立場?*今日中巴走廊古犍陀羅地區,留有13種文字NasimKhan:當然可以,我是考古學家,從區域考古的證據、從歷史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特別是中巴關系的角度。從PPT展示的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和犍陀羅地區之間很久之前就有一些直接聯系。絲綢之路并不是一條路,它有很多支線,巴基斯坦北部就有一條支線與中國相連。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沙提亞(Shatial)區域,這里有四萬多件雕刻,有不同字體的四千多個文字。比如這塊大石頭上,有不同字體的雕刻,說明它不是一個人的作品,是許多人經過這里,把他們的名字、想說的話寫在上面,由此產生三個問題,什么時候?誰?為什么?迄今我們至少找出13種不同字體,這可能是當時貿易路線上的聚集地。這個古犍陀羅區域很難進入,它附近有條河,在河的上方是聯通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侖公路,這是兩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沙提亞(Shatial),巴基斯坦北部五大巖刻之一,刻有印度文、中亞文字、中文等多種文字銘文的巨石,納西姆·汗教授提供因為位于中巴邊境交界之處,這里有歷史留下的考古證據。這個中文石刻上說,大魏朝有一位外交官曾來此地。那里發現了最早的漢代的錢幣,流通于公元一世紀,說明那時中國人已經在犍陀羅地區活動。此地還發現了唐朝的錢幣,說明這種溝通這種活動有一定的連續性。此外在同一區域還挖掘出兩枚同一時期的錢幣,這些都充分證明中巴兩國之間有非常悠久的交流歷史,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文化上。幸運的是,這樣的淵源今天還在繼續,兩國政府共同建設了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現在的古犍陀羅地區位于中巴經濟合作走廊中,也是“一帶一路”的一部分,進展非常喜人。左為該地發掘出的不同年代的漢朝、唐朝錢幣,右為石刻上文字表明大魏官員曾來過此地納西姆·汗教授提供*改變民族國家思維,以文明視角來看國際關系楊成:歷史總能夠提供最好的案例,尤其是舉世聞名的,也經過犍陀羅地區的“玄奘之路”,很高興看到今天已經成為中國和外部世界特別是中巴之間合作的典型案例。想請教一下姜鋒會長,能否從歐洲視角談談“全球南方”共同身份能否建構起來?姜鋒:聽了納西姆·汗先生所說,我感受到文明對話和文明互鑒是可能的,重新再回到某種世界大同或者文明大同的狀態也是可能的。因為他所舉的例子就是現實,在歷史上的某一時段,在帕米爾高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國西部的三國交界處,就是世界各種文明匯聚之地。帕米爾是波斯語言,有世界的屋脊、最高的地方之意,這也是不同文明曾經高度聚集之地。為什么今天就不能進行文明互鑒呢?回顧這段歷史給了我們信心。從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判斷國際關系、國際秩序起源于歐洲。歐洲的國家特別多,有四五十個,歐洲曾用民族國家的概念看待相互之間的關聯。此后,歐洲把民族國家的概念推廣至全世界,這就導致許多本來是文明型的國家開始以民族型國家的視角審視自我,結果導致多民族國家分裂和不穩定。因此,大膽設想一下,國際關系、國際秩序是否應當有一種不同的理論,這種理論應當超越傳統的民族國家概念,應當從文明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關系。如果我們換了這種思路,有可能給文明互鑒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深層次體驗、參與,成為他者中的一部分楊成楊成:顧教授,當強調太多主體性時,是否會導致我們難以形成共同身份?跨文化交際能給一個方案嗎?SteveJ.Kulich:跨文化有幾種不同的翻譯,cross-culture、intelculture,“跨”在中文里有許多不同意思,跨越、跨過做其他的事情,有時候它意味著互動。
超越國家身份,凝練各國共識是有典型案例的,這就是萬隆會議上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它是典型的跨文化。這一案例告訴我們,對于區域國別研究,我們應該意識到跨文化比較的必要性。只有了解新的語言,擁有新的體驗等,才能進行比較。關鍵在于區域國別研究要有現實體驗。比如,我和美國人談到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他們“難解其中意”。因為如果沒有到過中國,而美國文化又偏于以自我為中心,不太看重“關系”,所以很難理解“面子”是什么意思,這大概也是帶來很多全球問題的根源之一。
研究中國,我們必須比較。
但不只是在書齋里閱讀中國學者出版的書,而是真正去體驗中國文化,去和中國人互動。我擔任客座教授,要問反思性、挑戰性問題,這意味著我必須首先改變并補充我自己所不知道的信息,了解到相互的關系,通過深層次參與并成為他者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求同存異”的方針我在廈門大學學習時,一位中國同事曾和我說,你對中國文化已經很了解了,但你并沒有感受到我們所感受的東西,比如,我是學生時,只有周三下午才能去洗澡,等熱水燒開后,先是四年級、三年級洗,最后一、二年級的人輪到時幾乎沒有熱水了。因此,親身參與很重要,最后是一體化融合,即如何打造所謂的共同社會。
這對“全球南方”也很有借鑒意義,我們必須走過這幾個步驟才能找到更廣闊的天地。楊成:謝謝各位老師的精彩回答。通過對談,我深深感受到,推進文明互鑒時,不能只選取檻內人和檻外人單一視角,必須一只腳在門里,一只腳在門外,橫跨內外,形成主客體之間非常自由的穿越。觀察一個國家,研究一個國家,推進對多個國家的理解,恰恰需要先進入其中,再跳出來從旁觀者的角度冷靜地觀察,只有當我們可以在多個主體之間進行自由穿梭之時,文明互鑒才成為可能。
整理:李念